mind of shamu

　　顾彬老头的名字一直通过《参考消息》进入我的脑海，所以昨天晚上去听复旦中文系请他做的讲座更多地也是想亲眼见见这老头。

　　老头挺健硕，这点不错。他的中文没有我想象的说的很溜，但也不算糟糕。

　　至于说讲座嘛，老头说实话不在状态。老头白天在华师大开了三个小时的会，可以感觉到他相当的疲倦，加上按他的说法这讲座也是临时通知他的，所以思路不太清楚的老头更多的是通过比较中德当代作家的情况来探讨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些议题。可惜的是，老头还算可以的中文配上不在状态的思路，让在座的不少人到后来都开始骚动起来，想着怎么早些回去睡觉，场面不太令人满意。

　　于我来说，除了以前我已熟知的他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议论外，他倒是提醒了我去关注外语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作家的作品的影响，比如说郭沫若的《神女》中的“我”与旧约中“上帝”的关系、鲁迅的《呐喊》二字来源于拉丁文等。顾彬认同鲁迅关于“外语丰富了我们的母语”的说法。

　　对于当代中国文学，顾彬觉得当代中国作家（特指近３０年来的中国作家）对语言、词汇不重视，只将其用作点缀作品的工具，甚至喧宾夺主地替代小说故事本身成为吸引读者的亮点。对此他比较反对，他觉得在德国，作家会花大量时间斟酌一词一句的使用，而中国作家则对文本语言的精炼程度关注不够，导致文本中某几页的缺失并不影响文章的逻辑结构。他认为，当代中国作家应当将精力花在如何讲好故事这点，因为在现代，人通过故事而获得自我角色的代入。

　　另外他提到，民国时期的作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普遍受到现代性文学思潮的影响，但这股思潮在１９４２年以后则逐渐被这批作家所抛弃，关于这一点他个人更认同是作家本身难以承受现代性文学的原则而进行的自我放弃。

 

　　听完老头的讲座准备回家，看着等电梯的人群，我吃饱了般的决定从光华西主楼２８楼沿安全通道走下去！然后我就走下去了。大概从２０楼开始台阶上印着黄色油漆踩下的脚印，从２０楼一直到２楼，在那夜晚的状态下别有一番情趣。。。。。。。。

　　到底的时候就一个感觉：腿有点颤。结果，腿部肌肉到现在还是有些紧绷的感觉。

 

梁文道

一点说明：

　　奥运期间，原来连普京都要去哀悼的索尔仁尼琴也是我们的禁忌。这篇文章写完之后，先后在三份媒体间流过，从广州去到上海，每回都是在最后一刻被撤了下来。谢谢《财经》的杨大明兄，让它最终能以缩略版的面目在纸媒上和大家见面( 缩略的原因纯粹是版面字数所限)。也要谢谢中间经手过的各位编辑；你们的理想我尊敬，你们的局限我同情：真的。

　　拙作本已错过最佳面世时机，但有鉴于大部份人都单向地为索氏叫好，故再以完整原貌贴在此处求正方家。


索尔仁尼琴的最后悲剧

 

　　我们都很敬佩索尔仁尼琴，我们都很仰慕索尔仁尼琴，所以我们都说他是「俄罗斯的良心」、「作家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良心」，甚至「人类的良心」。当然拥有一颗非常了不起的心脏，带动着患了癌症的身躯，它不只熬过了劳改营中的苦寒，克格勃下的毒乐，还挺过了苏联的压迫与流放，西方的漠视和耻笑，直到他的敌人苏维埃垮了，他怒视的叶利钦也走了，才终于停止跳动，永远沉默。问题是他这颗心到底是谁的「良心」呢？假如索尔仁尼琴就是知识分子良心的代表，那么他就实在还代表了一种知识分子所不可避免的悲剧。

　　起初，「西方自由世界」以为他是「人类的良心」，因为他暴露了「东方极权主义」的可怕。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极权体制就是一种连它的领导人都要私底下拿这套制度的意识形态开玩笑的体制。没有人相信它宣称的真理真是真理，连它的最上位者自己也不相信。因此，我们不能轻易说某一个出卖自己的邻居是邪恶的，某个在劳改营里折磨自己的狱警是邪恶的；不是他们无罪，而是这套制度令人变得邪恶。我们必须放弃对明君的幻想，必须放弃对潜在改革派的幻想，这套体制除了崩溃，别无自我更新的机会。这就是当年西方世界某些人对极权主义的判断了，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尤其是《古拉格群岛》，则以宏大的篇幅和巨细靡遗的细节最好地证明了这点。

　　其实直到目前为止，苏维埃体制和它的历史仍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正如匈牙利史学家伊斯特凡．雷夫（Istvan Rev）所说的，许多发生在身边的往事，他们这些过来人要到现在才知道，而且要在前国安单位的秘文件与审讯纪录里一片片地拼凑复原；可是历史彷佛真的终结了，20年前的事，现在已经没人有兴趣再问。原因之一是很多人以为自己已经懂了，有《古拉格群岛》这样的巨著，谁还想知道更多？尽管索氏的见闻其实相当有限。就和大部分极权体制内的异议作家一样，他们有说真话的勇气，可是非常可惜，他们能够看到的真相却是那么地少。这是索氏的第一个悲剧，没有非常的尊严与自信，他撑不下来；然而正是这非凡的尊严与自信，使他很容易忘记自己的生活经历其实只是一座庞然大物中的某个环节。在那种体制底下的每一个人都只能瞎子摸象地试着掌握全局，特别是被隔离至一隅的异见分子。

　　索尔仁尼琴曾是「自由世界」的英雄，是他们批判冷战对手的最佳利器。可是在他到了美国之后，他们才发现这是个天大的误会。1978年，他在哈佛大学演讲，猛烈批判西方文明的虚无与堕落，叫大家看傻了眼。根据一种至今不衰的二元光谱，一个人要是批判共产主义体制压抑人性违反人权，那么他一定就是亲「西方」的了，因为后者正是自由和人性解放的乐园圣域。不，索尔仁尼琴不是这一类型的异见分子，他并没有因为自身的经验而高呼「来生不做俄国人」，也没有因为主人家欢迎自己就替他说尽好话。他居然很不识时务地痛骂美国的肤浅与「西方世界」的道德沦丧。

　　这本来可以叫西方左派大舒一口气。因为正如西方最后一个相信斯大林的大知识分子沙特所说的，「索尔仁尼琴是最危险的」。他的著作不只使得「古拉格群岛」这个虚构概念变成专有名词，为后来勃兴的人权外交奠下了感性基础，更震撼了所有仍然以为「现存社会主义」是条好出路的西方左派。他们一向知道铁幕那头传回来的消息，只是他们沉默迟疑，直至索尔仁尼琴带来最坏的证言。许多人后来回忆，都说索尔仁尼琴是他们转向觉醒的关键。他令那么多人右转，但他自己却没有变成大家预想的右派。转向了的老左不能理解索尔仁尼琴为什么不干脆和他们一起全面拥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没有改宗的「新左派」则一方面庆幸他不像其它异见分子那么天真，一到美国就成了美国人；另一方面却不满他不像哈维尔等东欧知识分子，不试着找出符合左派真精神的新路线。

　　这是索尔仁尼琴的第二个悲剧。他坚持住了自己独立判断的精神，没有轻易换边，以致于苏维埃阵营视他为叛徒，正统西方自由派嫌他保守顽固。甚至连西方左派也不知该如何定位他才好（他不相信「背叛了祖宗的现存社会主义」，不相信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但也不相信马克思）。无论何处，格格不入。这本来是知识分子的荣耀，不能算作真正的悲剧。可惜，他却选了树林里较少人走的一条路。

　　他隐居于美国佛尔蒙州郊野，一个冷得最像俄罗斯的地方。足不出户，拒接电话，住在一个类似传统俄罗斯乡间小别墅的田舍里。他不说英语，他要躲在这里为俄罗斯招魂。众所周知，他痛恨苏维埃体制；但又不像许多从苏联流亡出来的学者与作家那样，把病因追溯至沙皇的恐怖专制与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他以为一切错误都是共产主义造成的，原来的俄罗斯不是这个样子，原来的沙皇比较仁慈，原来的俄国还有伟大的东正教传统。大家终于明白，搞了半天，原来索尔仁尼琴是种更顽固的右派，是宗教上的保守主义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信徒。他批判苏联，不只是为了人权和自由，更是为了它的无神论，为了它全面瓦解掉俄罗斯传统。批判西方，不是因为他保有最后一点左翼血脉，而是因为这个文明失落了上帝的指引，道德沦丧得无以复加。

　　难怪苏联思想史专家列斯里．钱伯伦（Lesley Chamberlain）说他是真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把自己的命运和俄罗斯的命运紧紧连系在一起。
　
　　在漫天风雪之中，他被人遗忘，独自怀念俄罗斯的昔日光荣与未来复兴，成了一具过时的大钟，发出没人注意的鸣号。对文学界来讲，他晚年的作品累赘无趣，就连曾经备受好评的早年名著现在看来也只剩下历史价值，还不如同代的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那么浩瀚全面，文笔精美。回到了祖国，忙着赚钱发财的新贵觉得他荒谬得离谱，年轻一代则嫌他喋喋不休甚是扰人。他曾经拥有一个评论节目，电视台高层却居然不耐烦到了在录制中途把电源拔掉的地步。索尔仁尼琴，可是颗良心呀。

　　好在还有两个人欣赏他，而且是两位总统；这就是索尔仁尼琴最后的悲剧了。

　　美国前总统列根喜欢他。因为彼时冷战气氛稍缓，欧美政坛学界大吹和风；索尔仁尼琴则大有一士谔谔的气概，警告大家不可心存幻想，不是消灭苏联，就是被苏联消灭。这种主张太合列根的胃口了，他需要这种言论，好为冷战再添把火，直到拖垮「邪恶帝国」。更妙的是索尔仁尼琴的宗教情怀，简直与列根的新保守主义如出一辙，同是主张回归基督教精神，同是谴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辈子都没法化身为完美政治武器的索尔仁尼琴，这时竟然变成了列根式「新保」的助力。

　　俄国前总统普京也喜欢他。因为普京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大俄罗斯神话的传人；对外，他力拒北约东扩和美国的独大；对内，他还原了圣彼得堡的旧名，重振东正教教会的权威。这一切作为，都让索尔仁尼琴感到梦想有实现的机会，所以先后拒绝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颁发奖章的他不只欢迎普京送上的荣誉，甚至不认为普京先当总统再做总理是弄权专断。他曾经斥责前苏联的高度集权，却不觉得普京把媒体一一收归国有的做法是个问题。

　　我们不能夸大索尔仁尼琴的影响力，在列根带动的保守革命里，他只是个蹩脚的配角；在普京发起的大俄罗斯复兴运动中，他起到的只是锦上添花的作用。然而，要是我们相信一个知识分子应该从头至尾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话，就不能不为他感到难过了。他晚年的种种言论被大部分人视为荒诞不经的传说，可是两位总统却感到很受用（特别是普京），能够拿来当做自己的小手枪。普京真心相信索尔仁尼琴深深沉迷的那套神话吗？未必；但它的确合乎他的政治需要，合乎他想推动的意识形态。

　　生前已经无人理会的索尔仁尼琴，死时却得到国葬的荣耀。一个知识分子可以拒绝各种政治诱惑一辈子，却无法在身后抗拒政权利用他的梦想，将他树立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导师。更可悲的，是无论从任何角度看来，他晚年种种有关俄罗斯历史的著述似乎真的只是个风中的幻影。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46220e9f4bca3bd3）

新话的终极目标不是创造新词汇，而是消灭旧词汇。

以“好”与“坏”这对关系为例——在新话逻辑里，“好”的存在是确定的，那么它的反面是什么？它不应该是“坏”，而应是“不好”。因为“不好”毫无疑问是“好”的反面，“坏”却不一定。

旧话在表情达意上使用了诸如“精彩”、“绝佳”、“糟糕”、“恶心”这样的含义模糊的词汇，来实现对“好”与“坏”的程度区分。然而，这样的做法给双重思想的存在提供了可能，因此这类词汇在新话中将被删去。取而代之的，则是以“好”与“不好”这对关系为基础的“双加好”、“倍加好”和“双加不好”、“倍加不好”。

至此，在新话里，表达“好”与“坏”这对关系只需要6个词即可实现：“好”、“双加好”、“倍加好”，“不好”、“双加不好”、“倍加不好”。

——新话普及词典第四版编撰委员会

　　关于音乐会的观后述评，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坚持了。自从去年十月关于爱攀之声”帕胡德/富克斯 长笛/单簧管 协奏曲音乐会的简短评述之后，半年多里，虽然听了三、四场音乐会，可是这人一懒，很多事情也就没能办下去，这其中就包括了对２月份纽约爱乐专场演出的评述。我记得过去自己曾经说过，应该把简评作为一个习惯——我确实应该这样。

　　昨天的演出是费城交响乐团此次上海之行的第二场演出。和２月份来沪演出的纽约爱乐的情况一样，第二场演出里上半场曲目的独奏音乐家由乐团的声部首席担当，具体情况如下：

上半场：

贝多芬：《埃格蒙特》序曲

莫扎特：为小提琴和中提琴所作的交响协奏曲（独奏：茱莉亚－康／张忠镇）

下半场：

柴科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

指挥：克里斯托弗－艾森巴赫

小提琴独奏：茱莉亚－康（小提声部首席）

中提琴独奏：张忠镇（中提声部首席）

乐团：费城交响乐团

　　开场之后，一曲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迅速展现了费城交响乐团作为美国五大乐团之一所赖以成名的整体音响效果。弦乐声部的音色清晰丰富、层次分明，管乐声部则饱满有力，平衡感很好。第二首莫扎特的交响协奏曲具有其音乐的一贯特色，清新明快中带有一些忧伤和抒情。两位声部首席的演绎到位，琴音干脆，很不错。

　　下半场开始，随着巴松管缓缓吹出低沉的音色，本场演出的重头戏——柴科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的演奏就此展开。总体而言，艾森巴赫这次控制的速度维持在中等偏快这个水平上，没有出现极端的快慢速度。就音响效果来说，铜管的音色深得我心，圆号醇厚、小号明亮、长号暴烈，甚为满意。尤其是首席长号的演绎，真是令人激赏。

　　比较四个乐章的演出效果，第三乐章无疑是最好的，甚至可以用爆棚来形容，整个乐团的情绪都被调动了起来，进入一种兴奋的状态，这是对于现场演出来说非常好的一种结果。可以用任何赞美的词汇来形容这激动的场面，以至当第三乐章演奏完时观众情不自禁地报以热烈的掌声。第四乐章也很不错，悲伤的情绪由弱至强，指向那不可抗拒的命运。面对这力量——死亡，人悲伤、哽咽，看着生命渐渐地流失，生者慢慢远去，飞向飘渺的天际。乐队的演出几乎达到了完美。

　　一曲“悲怆”之后，艾森巴赫加演了两首曲目悼念大地震中的死难者，很遗憾我只知道第一首是西贝柳斯的悲伤圆舞曲，第二首尽管旋律非常熟悉，但目前还无法想到具体是哪首曲子，以后加以补充。两首ＥＮＣＯＲＥ的演奏同样出色，称得上听觉的享受。

　　也许会问，为什么“悲怆”的演出只能说是几乎完美？因为很可惜，在第四乐章结束时，观众的掌声过早地响起来了。原本那５秒无声胜有声的状态能将远去的悲伤这一情绪推向极至。伯恩斯坦的一个经典的“悲怆”录音曾经创造出让人在乐曲结束十几秒后仍沉浸其中的效果。很明显，艾森巴赫也是这个意图，但是看来并不是所有观众都了解这一点，所以就有些遗憾了。这点从包括指挥到乐队演员并不十分喜悦的表情上得到了印证。唉，那提前５秒出现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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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插曲：

　　值得高兴的是，我这次作了回追星一族，在演出结束后参加了艾森巴赫的签名会，拿到了艾老先生的签名，算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具体看图吧，呵呵。

这就是签名会的情况，注意看，老先生在唱片说明书上签字。

这是在给我签字，呵呵。

注意看，为什么这个人的签名能签在ＣＤ上而我们的碟子只能签在唱片说明书上？原因在于，我们买的是６０大洋的国内引进碟，而这两张则是要１５０大洋以上的ＯＤＩＮＥ公司出的进口碟，所以待遇不同，呵呵。

最后这张就是签名了，呵呵。

昨天的这个时候，柏杨走了。

很难说些什么感受，毕竟他的书我只翻过几页。——但是老先生到底还是走了！

人总难免要远去，只是真要面对时常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又是一段传奇的远去，如今再来叙述，真的就只是历史了。

很难去设想，真到做的时候发现完全不是想象的情况。到头来，觉得眼前虽然有几条路，但没有一条有感觉。

那么我现在站在什么地方？

于是又开始自己对自己的反问：我已在路上，我要疑惑什么？

或许，是要问自己：走的歪了没有？

我的矛盾建立在惰性这个根源之上，无论向前看还是向后回顾，都犹豫不决。我所一直耿耿于怀的心态，恰恰是我自身逻辑的产物。在这点上，我从胡同的这头走到了那头，却没想到回到了起点。

过去我看人的观点，看事物的观点错了么？应该是。我所相信的，从来是对我有利的。尽管人会站在自己利益的角度看待问题，但在这点上，如果你的利益与真理相悖时，这种坚持就是一种幼稚。

现在，脑海里出现了一张张脸、一双双眼睛，和充斥在周围的一句句话。我惊讶于自己过往是如此轻率地遗忘和忽视了这些象征背后的信号以及那我所不曾了解或者体会的感触。

他人的经验即是真理吗？不是，但这不是自己躲在圈子里的借口。我所以为的世界，到头来也只是“我的世界”，而不是世界本身。

这样，就回到了问题的开端：该如何开始新的生活？

结束不是一个分界线，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新。我依旧在延续，我如何来革面？

如果我换上一张新皮，我还是不是我？

或许，我从来就不是我所想的我。那个我，活在彼岸，让我以为那是自己。

可我忘了，我是活在此岸的。